米德：現代文化如何帶來青春期的焦慮與叛逆 - 巴士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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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14日01:03

在瑪格麗特·米德看來，青春期並非必然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緊張時期，任何心理緊張都在來自文化條件。通過與薩摩亞的對比，米德指出了現代社會才是造成青春期各種問題的主因。

假如我們能夠證明，青春期在女孩的生命中並非必然就是一個特別艱難的時期——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任何一個這樣社會並且證明這一點——那麼，美國青少年在青春期中出現的風暴和壓力又該如何解釋呢？第一，我們可以十分簡單地說，兩種文明中必然存在某種東西可以解釋這一差異。如果兩種不同環境中的同一過程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們就不能用過程本身來進行任何解釋，因為兩者的過程本身是同一的。但是，由於社會環境迥然不同，因而我們就得從那種社會環境本身尋找答案。那麼，能夠對這種區別進行解釋的、那種存在於薩摩亞但不存在於美國，或存在於美國但不存在於薩摩亞的因素究竟是什麼？

這一問題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任何對此進行解釋的企圖都可能得出許多錯誤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縮小問題的範圍，只考慮那些對青春期姑娘的生活產生不可替補的影響的薩摩亞人生活的種種側面與對我們文明中正在發育的姑娘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有什麼區別，那麼，還是可能對這一問題作出解答的。

這種區別產生於一種極為廣闊的背景之中，其間包括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是薩摩亞人固有的特性，二是原始人類所固有的特性。

（1）薩摩亞的文化背景之所以能夠使成長發育成為十分容易、十分簡單的事情，究其原委，主要歸結於在整個薩摩亞社會所充溢著的那種普遍的隨和性。由於薩摩亞人能夠以一種隨和的態度對待人生，由於他們對任何衝突、任何過於強烈的情境都能順利地迴避，這就使薩摩亞文明不僅與美國文明，而且與絕大多數原始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管我們對這種態度如何惋惜，也不管我們對在這樣一個簡拙的社會中不會產生傑出的領袖以及偉大的藝術家這一事實會發出怎樣的哀嘆，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因素在女子從童年到長大成人的毫無痛苦的過程中卻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個沒有強烈感情撞擊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會受到任何過於強烈的心理折磨的。這裏不存在任何災難性的選擇：既不像中世紀的歐洲，青年人若要對上帝盡忠，就必須永遠拋棄現實世界；也不像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那樣，要砍去自己的手指作為宗教祭品。所以，我們必須把薩摩亞人缺少深情厚愛這一情形作為所有解釋的第一條，因為他們對那種情境早已習以為常，以致這種習慣已經成為他們人生態度中的基本成分。

（2）其次，在所有孤立的原始文明與許多不同於我們文明的現代文明之間，社會對每個人提供的選擇往往大相逕庭。我們的孩子一旦成人，就會發現有無數的選擇在熠熠發光，把他們尚未適應的眼鏡弄得眼花繚亂。在宗教方面，他們可以成為天主教徒、新教徒、基督教科學派教徒、唯靈論者、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甚至也可以對宗教不屑一顧。這對沒有接觸過異國影響的任何原始社會來講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他們看來，只有一種上帝，一種為人們接受的宗教實踐；倘若一個人不信宗教，他唯一的辦法便是比同胞們信得少些；他可以嘲弄、藐視宗教，但卻沒有任何新的教旨可以信仰。目前，馬努阿群島上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

因此，如果我們要想了解為什麼薩摩亞姑娘在青春期的選擇中沒有遇到令人痛心的經歷，我們就必須從那種輕視強烈感情的薩摩亞文明的氣質中尋找答案；而若了解她們為什麼沒有產生衝突，我們則必須著眼於兩種文明之間的區別，以期在這些區別中尋找答案：其中一種是簡拙的、同族相居的原始文明，這種文明發展得如此緩慢，以致對每一代人來說，它都似乎是靜止不變的；另一種則是形形色色、斑駁陸離的異族雜居的現代文明

然而，在薩摩亞兒童的早年環境中，很可能存在著某些有利於保持精神平衡的因素。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總認為出生在優裕家庭環境中的孩子在各種情形中都能得到更好的機會；同理，我們可以設想，薩摩亞文化不僅在態度上對兒童更為溫和，而且，整個文化都賦予他更好的準備，使他能夠順利地克服他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這一假設被下列事實所證實，即薩摩亞兒童能夠安然經過各種歷程，絲毫不受損傷；而在我們的文明中，同樣的經歷卻經常對個人發展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我們的生活史充滿著這樣的情形，即後期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都可以追溯到某種在早期生活中與性或生死有關的感情動蕩的經歷。在薩摩亞，人們早在孩提時代就對這種經歷習以為常，因而也絕不會產生任何災難性的後果。在薩摩亞兒童的早年生活中，很可能存在著某些特別因素，這些因素為他們走完人生旅程而免受精神紊亂的折磨作好了十分充分的準備。

▲這本書曾風靡整個美國，並使其作者瑪格麗特·米德成為有史以來公眾知名度最高的人類學家，也由此使人類學這一學科在美國大眾中深入人心。在美國及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經歷的躁動、困惑和反抗等現象是不是人類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麼是什麼因素造成了西方社會的這種青春期躁動？米德帶著這些問題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米德以薩摩亞的「反例」得出的結論，使這部初版於1928年的著作成為人類學「文化決定論」學派的一面旗幟，也因此引發了人類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場論爭。